全国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000
文章详情/Company profile

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和满足感

网站编辑:现金网登录-现金网排行-现金网开户 │ 发表时间:2020-04-24 15:43:40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践行城市农业,因为它有许多优点。城市农业被描述为在城市和城镇使用集约化生产方式种植作物和饲养牲畜以获取食物和达成其他目的的活动(De Bon et al. 2010; Pearson et al. 2010)。一直在实行城市农业的国家获得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Orsini et al. 2013)。这是因为城市农业能够创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促进粮食安全,整合社会,并通过回收城市废弃物营造绿色环境(Faruqi and Al-Jayyousi 2002; Mkwambisi et al. 2011; Orsini et al. 2013)。因此,城市农业被认为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法,这些问题包括城市人口增长、失业率上升、城市贫困、城市粮食不安全、城市废弃物处理等(FOA 2008)。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城市农业,常见类型有居住性、配置性(allotment)、游击性(guerrilla)、集体性、机构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城市农业(McClintock 2014)。参与这些类型的城市农业的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包括:建立私人园圃、种植果树、水产养殖、小规模农作、食物堆肥、农林复合、养蜂和饲养牲畜,以及培育可生产食物的绿色屋顶和可食用景观(edible landscaping)(Mendes et al. 2008)。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2017)的统计,全世界大约有8亿人在从事城市农业。

  在马来西亚,到2050年,城市人口预计将达到总人口的85%。因此,开展城市农业意义重大,因为人民需要有足够的食物(DOSM 2017)。此外,进口加工食品的数量逐年上升(MITI 2011, 2015)。这表明本地生产食物不足以养活马来西亚公民。此外,食品价格每天都在上涨(MOA 2015)。因此,城市农业是减少粮食安全依赖他国的一条适当途径。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意识,马来西亚政府发起过两项运动,分别是2006年的绿色地球运动(Green Earth Campaign)和2014年的城市农业运动(Urban Agriculture Campaign)。绿色地球运动是绿皮书运动(Green Book Campaign)的续篇,旨在种植作物、饲养牲畜用于自己消费。而城市农业运动是绿色地球运动的延续,旨在通过满足社区的日常需要来降低其生活成本(MOA 2015)。

  马来西亚城市农业的实施可分为个人、社区和机构项目三种类型。在城市居民家中从事城市农业,被称为个人项目,而机构项目则是由来自学校、高校和政府机关等各种机构的个人对城市农业的集体参与。本研究的重点是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又称社区园圃项目(Community Garden Programme),在此类项目当中,来自城市居民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作为志愿者在居民区的空间中践行城市农业。马来西亚政府希望,社区园圃项目能够促进城市食品生产,并将生活成本和开支降至最低,因为社区园圃的产品将用于居民社区范围内的本地消费、捐赠或销售。因此,社区园圃项目被认为是一种社区群体性的志愿活动(Rateike 2015)。城市居民的动机和满足感因其所参与的城市农业项目而异。在社区园圃项目下开展的活动,包括开放的滴灌施肥以及传统园艺或有机园艺(organic gardening)(MOA 2015)。为此类项目提供支持的是与政府相关的组织,如马来西亚农业及农基工业部(Malays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MOA)、马来西亚普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马来西亚农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Malay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MARDI),以及地方自治市政府,目的是通过提供建议、技术支持、培训和资金以加强马来西亚的城市农业。在得到政府组织的支持后,有几个项目得到了实施,包括:太子城(Putrajaya)的普雷辛特8社区园圃;安邦再也(Ampang Jaya)的KRT 潘丹米哇社区园圃;梳邦(Subang)的USJ 6/7社区园圃;沙阿拉姆(Shah Alam)的第17区社区园圃;寺拉扬(Selayang)的拉曼BBS社区园圃,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的锦榜林敦干社区园圃;加央(Kajang)的Sg.长社区园圃;以及吉隆坡的PPR拉雅帕迈社区园圃。然而,当项目未能吸引到足够的志愿者并让他们留下来、确定一个可持续的计划时,这种项目就会遇到问题(The Star 2014)。因此,本文旨在确定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维度与满足感维度之间的关系,以便将来留住他们继续作为志愿者。

  根据休斯汀克斯等人(Hustinx et al. 2010)的研究,志愿服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因为它的定义必然是多学科和多维度的。罕迪等人(Handy et al. 2000)曾暗示,志愿活动与参与志愿服务的个体在其中所花费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密切相关,而亚历山大等人(Alexander et al. 2015)则将志愿服务定义为一种不拿工资的服务,需要志愿者在时间、努力和技能发展方面具有某种责任感。此外,罕迪等人(Handy et al. 2000)具体指出,当一个人认识到机会成本高,但仍在一个公认的慈善机构做志愿者、参与具有挑战性的志愿者活动,却没有从这些活动中获取任何个人利益时,这样的人就更多的被认为是志愿者。志愿者是人力资源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包括社区园圃项目在内的许多非营利组织的唯一支柱(Shaw 2009)。为了了解谁会成为志愿者,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成为志愿者,以及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某项活动或某个组织的志愿者,人们进行过许多研究(Kim et al. 2010)。这是因为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招募、激励和留住现有的志愿者来执行组织使命(Boezeman and Ellemers 2009)。因此,当志愿者短缺时,组织者就需要更有效地使用志愿者并让人们的努力持续下去(Pauline and Pauline 2009)。除了志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外,研究者还对志愿者的动机和工作满足感进行了研究,以期为那些主要依靠志愿者帮助的非营利组织所面对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此外,志愿者的特征、动机和满足感会因各种活动类型的不同而不同(Kristiansen et al. 2014)。因此,有必要研究志愿者的社会人口统计特征、动机和对特定活动的满足感,以保持他们对特定类型活动的志愿精神。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将动机定义为理解个人行动的关键建构,即激励人们启动、指导和坚持行动的原因、计划、目标和目的。洛克(Locke 1969)将满足感定义为当一个人对工作价值的感知得到满足时的愉悦感。根据范·维亚宁等人(Van Vianen et al. 2008)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从事志愿工作的动机,动机的强度会影响其对组织的满意度,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其未来继续充当志愿者的意愿。米莱特和加涅(Millette and Gagne 2008)发现志愿者的动机与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清楚地证明,当志愿者的动机得到满足时,其满足感水平往往会更高(Pauline and Pauline 2009)。因此,了解志愿者的动机和满足感,可以为一些问题提供答案,比如为什么人们会参与志愿服务,以及如何为一个组织招募并留住志愿者。

  动机是一个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潜在原因(Giannoulakis et al. 2015)。大多数研究者都将志愿者的动机作为一个多维变量来进行研究(Claudia Nave and Do Paco 2013),因为一个人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动机成为志愿者,在一群志愿者中,不同的动机可能会导致他们成为同一活动的志愿者(Houle et al. 2005)。例如,费舍尔和科尔(Fisher and Cole 1993)将动机分为心理需求、有意识的动机和感知到的利益,而莫洛-豪厄尔等人(Morrow-Howell et al. 2003)则从“物质的”、“利他的”和“社会的”这几个方面对动机作了分类。米莱特和加涅(Millette and Gagne 2008)利用外部调节、内向投射、认同感和内在动机来衡量志愿者的动机。此外,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还曾利用“志愿者功能量表”(Volunteer Functions Inventory)来衡量志愿者的动机。他们确定了六种动机,即:价值观(一个人的无私精神和对他人安康的人类福祉关怀),理解(践行一个人的专业知识、一般知识、能力和学习机会),提高(个人成长和发展)、社交(社会互动),防护(减少罪恶感,避免个人问题)和职业生涯(志愿者与工作相关的利益)(Mykletun and Himanen 2016)。

  志愿者满足感是一个人想要什么与其从志愿者工作中会得到什么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元素(Chelladurai 2006)。人们曾运用众多的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双因素理论、工作特征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志愿者满意度指数等来研究志愿者的满足感(Mutawa 2015)。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利用一些项目来衡量志愿者的满足感。例如,邦和罗丝(Bang and Ross 2009)只用两个问题来衡量志愿者的满足感,而奥莫托和斯奈德(Omoto and Snyder 1995)则使用了14个项,包括5个有关满足感的大项和给志愿者参与志愿工作经验打分的9个维度,所使用的关键词包括:奖酬、满足、有趣、令人兴奋、令人失望、重要、富于挑战、令人愉悦和无聊乏味。

  根据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的研究,与志愿者满足感相关的是以下二者之间的匹配度: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这些动机的实现情况。这表明,动机可能是预测志愿者满足感的最佳指标。巴克曼(Bachman 2014)发现,动机与满足感之间的关系最强。根据皮亚斯(Pearce 1983)的研究,当志愿者在社交、内在因素和服务方面的动机水平较高时,其满足程度就会较高,这将导致较少的离职意愿。里塞尔等人(Reeser et al. 2005)发现,价值观、利他主义、内在因素、外部因素等志愿者动机与2002年冬奥会、残奥会志愿者的满足感呈显著的正相关。邦和罗丝(Bang and Ross 2009)指出,对体育的热爱是一个重要的动机因素,对双子城马拉松志愿者的满足感有显著影响。除此之外,价值观表达和职业生涯指引也是志愿者满足感的预测因子。李等人(Lee et al. 2014)提到,爱国主义和内在动机等动机维度对满足感有显著影响,而利他主义和外在动机对满足感则没有显著影响。邦等人(Bang et al. 2012)指出,价值观、理解、社交和提高与满足感显著相关。动机和背景方面均可能被用来作为人们考虑作出停止为某个特定组织做志愿者的决定的因素。如此一来,仅关注动机层面以阐明志愿者放弃志愿活动的决定,可能是不够的。因此,我们不能假定,离开的理由与志愿者从事志愿工作的常见动机是对称的(Willems et al. 2012)。

  2015年,亚历山大等人(Alexander et al. 2015)发现,16—24岁的女性对志愿服务更感到满足,而海尔曼和泽雷尔(Hallmann and Zehrer 2015)研究发现,30岁以上的人对志愿服务更感到满足。然而,根据他们的研究,性别与志愿者的满足感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库里克等人(Kulik et al. 2016)指出,年龄和性别与志愿者的总体满足感没有显著关联。另一方面,本项研究发现,年长的男性志愿者对项目更感到满足(参见Ramalingam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的作者在研究志愿者的动机维度对满足感的影响时,决定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

  图1显示,对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人们是运用8个维度来衡量的:防护、价值观、职业、社交、理解、提高、对农作的热爱和外部因素。随之,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志愿者的动机维度均影响了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用来衡量这8个维度以及志愿者满足感的概念定义和项目,如表1所示。

  假设1: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在以下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保护志愿者,让其远离烦恼、孤独;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

  假设2: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价值观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3: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同职业生涯相关的益处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4: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社交对象(social referents)的支持、赞赏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5: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6: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提高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7: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对农作的热爱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假设8: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宣传运动、支持团体、推广部门、社区和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的研究人群为在社区基地从事城市农业的个体。研究在巴生谷地(Klang Valley)进行,因为大约26%的马来西亚人口集中在巴生谷地,而第一个社区园圃于2008年在太子城推出。因此,研究样本包括375名参与巴生谷地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志愿者。

  首先,本次调查包括7个评估基本的社会—生态—人口统计因素的问题,即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就业状况、收入、婚姻状况和参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经验,以便形成参与者概况。调查采纳并修改了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的“志愿者功能量表”,以衡量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另外两个维度,即对农作的热爱和外部因素,与防护、价值观、职业生涯、社交、理解和提高一起被包括在初始维度之内。因此,用来衡量志愿者动机的项从30项增加到40项。随后,我们利用奥莫托和斯奈德(Omoto and Synder 1995)在原创性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并对其加以改进,测量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共有 8个项被用来测量志愿者的满足感。对于衡量志愿者的动机和满足感的各项,我们使用李克氏 7 分量表(7-pointLik-ertscales)进行评估,分数从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在巴生谷地参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 375 名志愿者。首先,文本作者联系了巴生谷地的地方市政当局(安邦再也、加央、巴生、寺拉扬、雪邦、梳邦再也、八打灵再也、沙阿拉姆、吉隆坡和太子城),以获得在其监督下的社区园圃的信息。在 10 个地方自治市当中,有 8 个执行了社区园圃项目。我们采用先发放后收取的办法进行调查。如此,调查问卷被分发给经过随机选择的巴生谷地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代表。随后,我们要求这些代表向社区园圃的志愿者分发问卷。我们要求所有志愿者都回答问卷,并在两周内将问卷返还其代表。一周后,我们给社区园圃的所有代表拔打提醒电话,通知他们研究人员将在下一周拜访他们以收集问卷。一周后,从社区园圃的代表 那 里 收 集 问 卷 。本 研 究 的 回 复 率 为97% 。基于数据收集区域的受访者数量,如表 2 所示。

  针对研究对象,我们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层级性多元回归分析。描述性分析法通过计算频率和百分比来分析和呈现参与者的社会—生态—人口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每个志愿者的满足感各项进行百分比、平均值和标准差的计算。对动机各项则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以确定动机的潜在维度。接下来,我们通过计算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进行信度分析,评估本研究中使用的每个潜在变量的内部一致性。我们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法检验志愿者的动机维度与满足感维度之间的关系。最后,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采用层级性多元回归分析法调查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满足感的决定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和满足感被作为一种类似于总分的形式而纳入分析(Stukas .2009)。

  表 3 显示了对受访者社会—生态—人口学特征进行的描述性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76% 的受访者年龄在 40岁以上,54%的受访者为女性。此外,结果还显示,相当多的受访者拥有中等教育程度。在就业情况方面,约 40% 的受访者在私营部门工作,22% 的受访者是家庭主妇,14% 的受访者退休,最后 10% 的受访者在政府部门工作。只有 6% 的受访者每月收入超过 5000 马币。这一发现还表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婚。最后,约 79% 的受访者参与社区园圃项目的经验不到两年。

  表 4 为对满足感各项进行的描述性分析的结果。大约 92% 的受访者对其作为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总体经验感到满意。随后是两条陈述,其中 9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是愉快和有趣的。接下来,有近 8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期待能从事城市农业项目的志愿者工作。此外,89% 的受访者一致认为,其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令人满意、值得、令人兴奋。最后,88% 的受访者提到,其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验很重要。结果表明,大多数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对其在项目中的经历感到满意。

  表 4 还显示, “我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是愉快的”的平均值最高,达到5.84;其次是“我对我作为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经历总体上满意”(5.76)和“我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是有趣的”(5.74)。“我期待做我的城市农业志愿者工作”的平均值为 5.69, “我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是重要的”的平均值为 5.68, “我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是值得的”的平均值为 5.63。与“我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令人满意”和“我作为城市农业志愿者的经历令人兴奋”相关的陈述的平均值最低,分别为 5.6和 5.56。可以看出,受访者的许多表述都表示满意。

  我们对 40个动机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varimaxrota-tion)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5 个维度,即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和价值观。实施动机项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后,仅余 26项。这些维度与最初的研究不同。然而,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维度可能会因独特群体而有所不同(Clary .1998)。

  进行信度性分析,是为了确定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由表 5 可知,满意度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43。在动机维度中,对农作的热爱的克隆巴赫系数最高,为 0.948,而价值观的克隆巴赫系数最低,为 0.894。根据乔治和马勒里(Georgeand Mallery 2003)的经验法则,大于 0.8 的克隆巴赫系数表明,所有变量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进行皮尔森双变量相关分析,是为了考察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动机维度(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价值观)与满足感维度之间的关系。表 6总结了双变量相关分析的结果。本研究表明,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价值观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呈显著正相关(r分别等于0.634、0.508、0.726、0.719、0.625;p<0.001)。结果表明,随着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和价值观的分值的增加,志愿者的满足感也有所提高。

  由于动机的所有维度都与志愿者的满足感相关,因此,在对年龄和性别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加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层级性多元回归分析,是为了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共同变量的同时确定最佳预测因子。本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层级性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7。首先,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组被输入,其中年龄(β=0.143,p<0.01)有显著影响,这第一步解释了满足感变量中 3.2%的方差。接下来,在第二步中,包括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和价值观在内的动机维度进入层级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志愿者的性别 (β=-0.071,p<0.05)、社交(β= 0.166,p<0.01)、外部因素(β= 0.323,p<0.01)、对农作的热爱(β=0.277,p<0.01)和价值观(β= 0.145,p<0.01)意义显著,解释了额外的 62% 的志愿者满足感方差。最能预测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满足感的是外部因素,其次是对农作的热爱、社交、价值观和性别。调查结果汇总如表 8所示。这显示,当社区园圃项目获得政治和社会支持时,志愿者的满足感程度较高。这是因为大多担当社区园圃志愿者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在2500马币以下,经验不足两年。因此,政府组织和社区提供的建议、技术支持、培训和资金使他们对项目感到满意。

  在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中进行的本项研究,在对年龄和性别加以控制的情况下,使用结构化问卷确定了志愿者的动机与其满足感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经过改良的“志愿者功能量表”测量志愿者的动机,并对奥莫托和斯奈德研究(Omotoand Synder1995)中采用的志愿者满足感测量项加以改编,以测量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满足感。对满足感各项的描述性分析表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对参与这种项目感到满足。本项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之前有人提出的动机功能不同的因子结构。我们发现的 5个因素是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和价值观。其次,信度分析的结果显示,用来衡量动机和满足感的各项是可信的,其他研究人员可以将其用于未来的研究。虽然皮尔森双变量相关分析显示,社交、职业生涯、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价值观与志愿者的满足感显著相关,但层级性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职业生涯并不是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满足感的显著预测因子。因此,本研究证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中的活动若能满足外部因素要求,其次是满足志愿者对农作的热爱、社交和价值观功能要求,就会增进志愿者的满足感。许许多多的研究从实证角度说明,与受社交激励的老年人相比,激励年轻人成为志愿者的是聚焦自我的动机,如职业生涯、理解和提高等(Bang 2015;Briggs .2010; Clary . 1998; Okun and Schultz2003;Stukas .2008)。一些研究人员还指出,价值观与职业生涯之间存在微弱的或不显著的相关性(GreensladeandW hite2005;Moreno-Jimenezand Villodres2010;Okun andSchultz2003)。由于本研究的大多数受访者年龄在 40岁以上,所以激励他们的往往是社交动机,而不是个人动机。因此,在社区园圃项目志愿者中,随着年龄的增加,与职业生涯相关的动机(个人动机)会降低。

  将外部因素和对农作的热爱用作另外两个维度,对社区园圃志愿者的工作动机加以研究,从而使“志愿者功能量表”这个六维度模型得以扩展。结果表明,经过修改的“志愿者功能量表”决定因素增强了该框架的预测能力,使之超越了社会人口变量的贡献。修改后的“志愿者功能量表”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解释了影响社区园圃项目志愿者满足感的最终方差量。此外,研究发现,外部因素和对农作的热爱是最大的动机因素,其次是社交和价值观。这与邦和罗丝(Bangand Ross2009)以及范茜克勒等人(VanSickle .2015)的研究结果不同。这是因为,在 2009年,邦和罗丝明确指出,价值观、职业生涯和对体育的热爱是志愿者满足感程度的最佳预测因子,而范茜克勒等人在 2015 年则指出,社区参与、个人成长、职业生涯定位和对体育的热爱是志愿者满足感在统计学上的显著预测因子。洛夫等人(Love .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与价值观和体育兴趣相关的动机对满足感有正面影响,而与职业生涯相关的动机对满足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社区园圃项目本质上是一种农作活动。因此,它吸引了那些因对农作感兴趣而产生很大动力的城市居民。然而,大多数在社区园圃做志愿者的居民都属于低收入阶层,马来西亚的人均收 入 为 3500 马 币 (Ministry of FinanceMalaysia2018)。此外,他们的经验不到两年。因此,这群人仍然在寻求支持网络的帮助,并希望有人能提供教育和其他资源来为其志愿工作提供便利。其结果是,当支持团体、推广部门和社区伸出援助之手时,就会使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并使其对社区园圃项目的经历感到满足。因此,经过修改的“志愿者功能量表”也许可以作为一个适当的初步概念,用以确认志愿者在项目中的满足感。

  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本项研究的结果对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需要调动动机因素,作为满足项目志愿者的一种策略。这也许可以确保志愿者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参与此类项目。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社交和价值观是作为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的城市居民的满足感的重要预测因素。因此,对于政府组织而言,让志愿者受到外部因素、对农作的热爱、社交和价值观的激励颇为重要。外部因素包括宣传运动、政府政策和推广服务部门。所以,聚焦于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政策和宣传运动,将激励志愿者并给他们带来满足感。借助政策,马来西亚政府可以为社区园圃项目的发展提供资金。然后,在宣传运动期间,组织者可以安排社区园圃之间的比赛,选出优胜者。这将鼓励城市居民的持续参与。政府推广部还需要改进服务,以进一步动员志愿者。因此,该部门应开展培训和讲习班,以提高志愿者在社区园圃项目中的才干、能力、生产力和绩效。其次,对农作的热爱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农作的热情和城市农业项目的吸引力。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为了在城市居民中培养对农作活动的兴趣,使社区园圃项目尽可能富有吸引力和饶有趣味,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向居民提供利用回收材料来美化社区园圃的理念,而不仅仅是传授农作技术。城市居民受到鼓励,参加城市农业项目,还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做会受到重要社交对象的赞赏。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应在社区邻里当中具有良好的形象。这样社区里的人们就会对此类项目产生兴趣,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使之成为社区邻里的一项常见活动。

  本研究报告的一个局限性是,数据仅来自巴生谷地的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的志愿者。因此,未来的研究者可以将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社区型城市农业项目志愿者包括进来。这样,研究者将能够进行比较研究,了解“志愿者功能量表”的各个维度在确定志愿者留下来的意愿时是否存在差异。此外,这样做还可以将更多的志愿者样本包括进来,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普遍适用性。本项研究只考虑了积极参与此类项目的志愿者。对退出此类项目的志愿者进行后续访谈,可能有助于了解那些导致其对项目感到不满意并离开的因素。这将有助于获得授权的组织改善此类项目,并促使志愿者留下来,因为与现有的志愿者相比,留住这些人,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动机因素。

  作者:利拉纳亚吉·拉马林加姆 朱维达·沙里夫丁 扎伊纳尔·阿比丁·穆罕默德 法兹林·阿里

Copyright © 2011-2012 tssinfo.com Inc.All Rights Reserved
现金网登录-现金网排行-现金网开户